下面是范文网小编分享的《非攻》课堂教学课件3篇 非攻优秀课件公开课，供大家参阅。
《非攻》课堂教学课件1
《非攻》课堂教学课件2
今有一人，入人园圃，窃其桃李，众闻则非之，上为政者得则罚之。此何也?以亏人自利也。至攘人犬豕鸡豚者，其不义，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。是何故也?以亏人愈多，其不仁兹甚，罪益厚。至入人栏厩、取人牛马者，其不仁义，又甚攘人犬豕鸡豚。此何故也?以其亏人愈多。苟亏人愈多，其不仁兹甚，罪益厚。至杀不辜人也，扡其衣裘(2)、取戈剑者，其不义，又甚入人栏厩，取人牛马。此何故也?以其亏人愈多。苟亏人愈多，其不仁兹甚矣!罪益厚。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，谓之不义。今至大为攻国，则弗知非，从而誉之，谓之义。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?
杀一人，谓之不义，必有一死罪矣。若以此说往，杀十人，十重不义(3)，必有十死罪矣;杀百人，百重不义，必有百死罪矣。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，谓之不义。今至大为不义攻国，则弗知非，从而誉之，谓之义。情不知其不义也，故书其言以遗后世;若知其不义也，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?
今有人于此，少见黑曰黑，多见黑曰白，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;少尝苦曰苦，多尝苦曰甘，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。今小为非，则知而非之;大为非攻国，则不知非，从而誉之，谓之义。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辩乎?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，辩义与不义之乱也。
【注释】
(1)非攻是墨家针对当时诸侯间的兼并战争而提出的反战理论。墨子认为，战争是天下的“巨害”，无论对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将造成巨大损害，因之既不合于“圣王之道”，也不合于“国家百姓之利”。在篇中，他对各种为攻战进行辩护的言论作出了批驳，并进一步将大国对小国的“攻”与有道对无道的“诛”区别开来。(2)“扡”同“拖”。(3)十重：十倍。
【白话】
现在假如有一个人，进入别人的园圃，偷窃他家的桃子、李子。众人听说后就指责他，上边执政的人抓到后就要处罚他。这是为什么呢?因为他损人利己。至于盗窃别人的鸡犬、牲猪，他的不义又超过到别人的园圃里去偷桃李。这是什么缘故呢?因为他损人更大，他的不仁也更突出，罪过也更深重。至于进入别人的牛栏马厩内，偷取别人的牛马，他的不仁不义，又比盗窃别人鸡犬、牲猪的更甚。这是什么缘故呢?因为他损人更大。一旦损人更大，他的不仁也更突出，罪过也更深重。至于妄杀无辜之人，夺取他的皮衣戈剑，则这人的不义又甚于进入别人的牛栏马厩____别人牛马的。这是什么缘故呢?因为他损人更大。一旦损人更大，那么他的不仁也更突出，罪过也更深重。对此，天下的君子都知道指责他，称他为不义。现在至于大规模地攻伐别人的国家，却不知指责其错误，反而跟着去赞誉他，称之为义。这可以算是明白义与不义的区别吗?
杀掉一个人，叫做不义，必定有一项死罪。假如按照这种说法类推，杀掉十个人，有十倍不义，则必然有十重死罪了;杀掉百个人，有百倍不义，则必然有百重死罪了。对这种(罪行)，天下的君子都知道指责它，称它不义。现在至于攻伐别人的国家这种大为不义之事，却不知道指责其错误，反而跟着称赞它为义举。他们确实不懂得那是不义的，所以记载那些称赞攻国的话遗留给后代。倘若他们知道那是不义的，又有什么理由解释记载这些不
义之事，用来遗留给后代呢?
假如现在这里有一个人，看见少许黑色就说是黑的，看见很多黑色却说是白的，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这个人不懂得白和黑的区别。少尝一点苦味就说是苦的，多尝些苦味却说是甜的，那么人们就会认为这个人不懂得苦和甜的区别。现在小范围内做不对的事，人们就都知道指责其错误;大范围内做，却不知道指责其错误，反而跟着称赞他为义举。这可以算是懂得义与不义的区别吗?所以我由此知道天下的君子，把义与不义的区别弄得很混乱了。
《非攻》课堂教学课件3
我国古代散文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：擅长连类例比，以比喻的手法说理论证。
这可以说是一大优点，因为用这个方法，可以把道理说得浅显明了，而譬喻之生动形象，更便于人接受理解。但是，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这却又是一个大毛病，即容易造成逻辑混乱，貌似喻义精当，实则引喻失当，表面上论辩得环环相扣，根本上却毫无联系乃至偷换概念。
比如这篇属于先秦诸子散文的《非攻》(苏教版高中语文第三册)，就具备这个鲜明的特点。在此，我不打算分析它怎么生动形象，怎么易于理解，只分析一下其逻辑上的问题。
在对“不义”进行论证的过程中，墨子所采用的即是连类例比的方法，并且从小到大层层推进：一人入园圃窃桃李，因其亏人以自利，故众人非之，为政者得则罚之;进而，攘人犬豕鸡豚者，亏人愈多，不义亦甚，罪则益厚;至于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，至于杀无辜之人，拖其衣裘取其戈剑者，理则据此自明，不必多论了。
阐述“不义”之行的罪与罚，至此，逻辑上还是站得住脚的。可是接下来，逻辑上便有了漏洞，却并不容易为人所察觉，但是，只要运用最基本的逻辑概念分析一下，就会十分明显。
先看文本，在列举并分析以上“不义”之行后，墨子总结道：“当此，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，谓之不义。”紧接着，话锋一转：“今至大为攻国，则弗知非，从而誉之，谓之义。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?”
这种转折很容易给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，思绪上会觉得豁然开朗。而实际上，墨子先是偷换了概念，把偷鸡摸狗、杀人越货、攻城略地这些在性质上有很大区别的行为，定性为一，等量齐观，混淆了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现象，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概念化同一化，只为了能够推论出自己的观点;继之，又以个别代替全体，一个“弗知非，从而誉之，谓之义”就以假设之辞造出了一个假想敌，迅速占领了道德上的制高点，开始了大义凛然的质问：“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?”
自先秦以降，这种以比喻代替说理的思维习惯，逐渐成为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思维，越是后来，这种比喻夸张的说理方式越是运用得汪洋恣肆纵横捭阖，无论是《庄子》、《韩非子》还是《孟子》，更无论是韩愈、柳宗元还是欧阳修、苏轼，乃至直到鲁迅，也最擅长使用“比喻论证”的手法写杂文……真是一以喜一以悲。
以比喻手法说明某个道理其实是一种幼稚的方法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论证。如果不把道理打个比方，不用浅白形象的方式说出来，我们就不愿意甚至不能够接受理解，这只能说明我们思维力的不足。我们越来越懒于思考，越来越流于表面，越来越倾向于投机取巧，以浅俗热闹而哗众取宠，非但没有多少自省自察，反而乐此不疲引以为傲。掩卷思之，可不悲哉!